第一次见到关秀勤阿姨，是在堪培拉的一个华人活动上，
她打扮得非常得体，
关阿姨当时正在指挥着一个30多人的合唱团，
团员们都是当地华人，各个意气风发！
大家都叫她“关老师”，因为这个合唱团就是在她的指导下组建和排练表演的。
关阿姨的举手投足间透出的是一种优雅的气质，
一种只有长期从事文艺工作的人身上才有的气质。
与她谈话，发现她的声音清楚洪亮，
根本就不会想到她已经是80多岁的年纪了…
我与关阿姨约好在位于堪培拉南区她的家里见了面，
她和丈夫杜先生一起接待了我，
（附上一张关秀勤和杜先生的结婚照）
她的家里布置得井然有序，
可以看出关阿姨化了淡妆，穿着依然非常的讲究，
关阿姨珍藏了许多非常带有时代感的老照片，
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记录了她艺术人生的片段…
让我们一起来与关阿姨聊一聊天，
了解一下这位堪培拉华人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精彩故事…
关秀勤阿姨所经历的那个年代，
是比电影《芳华》还要早上一代人的！
可以说她的艺术生涯与新中国同龄…
在这里是怎么继续您的歌唱艺术生涯的？
我1988年就移民来堪培拉，1991年的时候又回了香港，
真正定居在堪培拉是从2001年开始的，
我一生都是做文艺工作的，所以总是闲不住，
2001年正式过来以后，从02年就开始在“澳华会”开展一些文艺工作。
当时的澳华会有卡拉OK，我就唱了一段，
很多人听了就问我是不是学过，还让我教他们，
那个时候的堪培拉可没有多少华人，
而且以香港，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居多，
没有几个大陆来的，而且都是说粤语，
所以我们就唱粤语歌曲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，还有邓丽君的歌，
那时候他们都喜欢听歌，但其实并不太懂怎么唱歌，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声音发声，
就需要人来指导一下，
我就从02年开始培训大家，03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上台表演了。
那个时候我还自己掏腰包，
从深圳做一批演出的服饰和装饰品带过来，给大家上台表演穿。
近些年堪培拉来自大陆的华人多了起来，
也有越来越多人加入了“澳华会”，
于是我们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合唱队，
这个合唱团的成员们都是在堪培拉陪子女生活的老年人，
所以我们就起名叫“常青合唱团”。
我们从8个人开始，发展到现在30多个人，
有7、80个人报名，但流动性很大，
我们能保持30多个人已经不错了。
其实都是业余的，来带孙子的，
外界对我们印象都很好，评价也比较高，
每周二都有排练，也欢迎新的成员加入。
我们这个合唱团也多次登上了堪培拉的各种舞台，
您是怎么走上民族歌唱这条演艺道路上的？
我老家是东北的，但是很早，一九四几年就全家去了北京，
我住在北京的东单，一个四合院里，
我们那时候吃完晚饭就去王府井那里转，特别热闹，
街上也都是放的京剧，也会经常在宵夜的时候碰到老的艺人，
秦怡，白杨，张瑞芳…都碰见过。
那时候我才十几岁，
早上在当时的“青年艺术剧院“经常见到很多人在扭秧歌，
心里就很激动很羡慕，每天扒着墙看，
后来偶然看到他们要招收一些新的学员，我就立即报考了，
那是1949年的5月份，我16岁，新中国还没有成立。
当时的招生考试很严格，考的科目很多，要识谱，还要唱出来，听音色音准，
还有考官弹钢琴看你唱得准不准，还要念诗，要有情感，还要跳舞，什么舞都行，
我也就会交际舞，三步的，四步的，考试的时候还都有配乐，你就要表演，
当时快解放的时候，从延安传来了一些表现“兄妹开荒”的舞蹈，
其实后来我才知道，表现的也不是兄妹，而是情侣…
我当时趴着窗户看过几次表演，心里记住了，
于是就在考试的时候现场跳了这么一段，
可以说我的命运很受老天的关照，
我当时是心里没底的，但一跳完旁边人都说很好，
跳完以后我的考试就结束了，然后就让回家等通知吧，
等了一个多月，就收到了录取信，
我终于如愿成为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学生，
我当时很高兴，才15、6岁，兴奋得不得了！
1949年的6月18号那一天，我记得很清楚，
我姐姐和姐夫陪我一起去报到，我这就算入行了…
您在艺术剧院的学习生活是怎么样的呢？
我进入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没过多久，
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成立了！
我们都非常的激动和兴奋！
所有人当时真的思想很单纯，怎么累怎么苦都很高兴，
进入了艺术剧院以后，就接受的是革命的教育了，
自己的思想也进步很快。
1952年，我学习了3年以后毕业了，
这3年中，我在音乐、舞蹈、戏剧、朗诵等方面都打下了基础，
甚至包括化妆也学会了，直到现在都记在心里，
那时候的曲艺工作者，就是不仅要会唱歌，其实什么都要会。
您是怎么进入到中央民族歌舞团的？
在1952年，我从青年艺术剧院毕业了以后，
当时周恩来总理就说，
“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，在解放以前各民族是不平等的，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汉族要多帮助照顾少数民族…”
首先就是要在文艺领域里面成立一个多民族的文化艺术歌舞团。
那个时候如果临时招人是来不及了，
当时在北京有三大剧院：
人民艺术话剧院，中央歌剧舞剧院，以及中国青年艺术剧院。
周总理说就从这三大剧院招，
年轻有为有前途的，调出来支援中央民族歌舞团。
我就在那个时候被调到了中央民族歌舞团，
身边都是一批很年轻的人，各方面的人才都有！
您进入到中央民族歌舞团以后都做什么呢？
既然我们是民族歌舞团，那就必须得要表演中国各民族的歌舞，
那我们就得去向各民族的老百姓学习。
上级要求我们要用1年半的时间，
去西南和中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去生活学习，
不只是去到那里学歌舞，
要求我们要“四同”：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，然后是同学习，
学习放在最后，因为要我们先给他们付出，心要给他们，然后再从他们那学习。
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可真是非常的苦，就连去的路上都险象环生。
1953年我被派往西藏那边，
那边海拔随便都在5000米以上，
去之前要体检，身体合格才能去。
和我一起同行的一共有70多个人，
那时候没有飞机，我们先坐火车到成都，再换军车，
要过云贵山川72道弯，有一个排大概30多人的解放军来护送我们。
大卡车开到最后也走不成了，只能换骑马了，
我们都不会骑的，上都上不去，
解放军把我们托上去，就骑着马要穿慢慢前进着。
那时候1953年西藏还有很多地方是没有解放的，路上还有土匪，
我们那时候都戴着解放军的草帽，上面写着“八一”，
如果被土匪用望远镜看到，肯定会以为我们是军队的，
所以我们有些地方要下马，头低下，用马肚子掩护着走过去那一段，不能让土匪看到。
最后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，当地的藏民还欢迎我们，喝酒唱歌很热情，
…真的是太不容易了，
也许很多年轻人是根本无法想象那时的情况的。
我们所有人就都和老乡们同住同吃了，
晚上就睡在地上，我们很多人头上都长虱子，
老乡烧煤火取暖做饭，所以每天每个人脸都是黑的。
我们是吃不到新鲜蔬菜的，也没有米饭，每天吃馕，玫瑰大头菜，
现在我还挺喜欢吃，切成丝，就着干饼就吃了，
有些老乡家富有一点，每天还能吃点酥油茶。
每天还要背水，到山上背水。上山容易，下山就难，山路多、平地少，
我们只能装7、8成的水，上面放个树叶，防止水溅出来，
但还是不行，我们每次得洒很多水出去，后背都全湿了，
但老乡的水不会洒出来，他们会控制，我们就得学习，这都是生活，要学。
要生火做饭就得下山捡牛粪，这我们哪捡过啊！
很臭，还得用手捡，我们偷偷拿纸垫着捡，
后来被发现了，回去还被严肃批评，
开生活检讨会，就说我们革命不彻底，没有学到老乡们的朴实，还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感情，
“是不是革命不彻底啊？”经常晚上回去会被教育批评。
从西藏学习回去以后呢？
我们1954年回到了北京，
要把所有学习到的老乡的歌舞进行改编，
包括服装，要能适合舞台表演。
我们回到北京以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培训，
我们的民族歌曲都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。
我那时候唱女低音声部的，
我们有个制度，每三个月要汇报给领导，要让领导心中有数。
我们那时候女生每月拿3.5元，男生3元，多的那5毛是买卫生纸的。
后来2、30元人民币，还是不错的。
那个时候我们把钱什么的看得真的不太重，
没有现在那么看重，只是兢兢业业的工作，
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追求，就是一心一意的交给祖国了，全部听党和国家的安排。
后来节目排好了，
那时候还没有人民大会堂，我们去到中南海里面表演节目，
有几个节目是被领导点头的，
中央民族歌舞团在这个演出完了以后是评价很高的，
因为我们用了1年半的时间去体验生活，可以说我们当时是独一无二的，
总理很喜欢我们，那个时候也没什么照相机，所以照片都没有，
您当时最擅长的是什么民族歌曲呢？
那个时候我就想，
一个人要想出人头地，必须要做出一番事业来，要靠自己的刻苦来培训自己，
所以我每天钻到琴行里头练习。
我很喜欢朝鲜歌，跟着团里头朝鲜族的人学习，不断练习，
去学习他们最古老的民族音乐，民歌，
像《春之歌》，《阿里郎》，我还学用朝鲜文演唱。
那时候中朝关系很好，很流行朝鲜歌，
有一次北京的民族艺术大学的大礼堂里面汇报演出，
我就唱了朝鲜歌，
唱了两首，台下坐了很多民族的人，
我唱了一半的时候就鼓掌，因为他们听得很亲切，
“超思密达！超思密达！…”
就是很好的意思，
谢幕两三次。
就这样，领导开始重视我了，从此以后就有我独唱的机会了。
1960年我们去苏联表演，我也唱的朝鲜歌，
表演结束以后，大家列队等着周总理的接见，
独唱歌手站在第一排，总理一一握手，
和我握手的时候说我朝鲜歌唱得不错哦，
总理问我是不是朝鲜族啊？我说不是的，我是满族，
我们的团长在旁边就说：“对，她是满族，不是朝鲜族。”
总理就说：“那你的朝鲜歌唱得好啊，底下人都听懂啦！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
旁边的人都叫：“小关，小关”，
总理说这是你的外号啊？
我说我叫关秀勤，简称小关，
总理说这个名字好记，姓关，满族，
周总理在我这里耽搁了挺长的时间，后面还有一大半的人等着握手…
后来1973年我们去了朝鲜，庆祝金日成70大寿。
我们赴朝，当时带去了三台晚会，
由上海舞剧团表演两个舞剧，
一个是《小刀会》，一个是《宝莲灯》，
还有一场就是歌舞晚会，就由我们民族歌舞团表演的，
一共7个人，我独唱《丰收的喜悦》，引起了轰动！
晚上邀请我们参加国宴，我穿了一身旗袍，
见到了很多朝鲜的电影导演和演员，
他们一直说我是“擦瓜”、“擦瓜“的，
我心想这什么意思啊，怎么说我是傻瓜？
后来翻译告诉我，
其实他们”擦瓜“意思是苹果，他们是说我像苹果，邀请我去参演他们的电影，
我说这我可得听领导的安排。
我们是双重领导，不光是北京中央文化部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，
所以我们的生活待遇，包括住房条件在当时应该还算是不错的。
您是什么时候去的香港呢？
我1975年跟随着丈夫去了香港，对于我来说一切都从头开始…
我去香港不会粤语，买菜都闹笑话，
写的还是罗马字，看也看不懂，给多给少，我也不知道。
到了香港以后，我买了一架钢琴，教教学生，
后来也有歌剧舞剧院的朋友过来啦，
那个时候想演出，也不知道该唱些什么，
我把我的歌的歌词改了，起个艺名，叫关琦，后来又改回了原名。
有人推荐我去“白兰合唱团”做声乐老师，在香港经常演出。
“白兰合唱团”，人数多，团员素质还很好，都是太平绅士，银行高管，医生等，
97年回归的时候参加了大合唱，
我在香港的时候，EMI百带唱片公司的经理邀请我去录唱片。
从1975年到2001年，关秀勤在香港继续着自己精彩而传奇的演艺生涯，
也为中国民族歌曲在香港的普及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！
下面就为大家展示一些关秀勤阿姨在香港生活期间的照片…
关秀勤自2001年定居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后，
同样也积极参与到当地的文艺活动中，
毫不吝惜地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，
最重要的是她将自己的专业和经验带到了堪培拉，
并且无私地向所有文艺爱好者们倾囊相授，
极大丰富了当地华人的文化艺术生活，
也为中澳之间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！
本文源自微信公众号:澳洲首都双语频道
本文来源于网络，不代表“最澳洲”观点。如您认为该资讯侵犯了您的权益，请通过本站侵权投诉页面进行申诉。：最澳洲 » 岁月有声！旅居堪培拉的著名民族女高音歌唱家关秀勤